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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5章（第1页）

主席基本赞同李思华的构想。他指出，如果要在国内消弭民族差别和意识，必然也是长期的斗争，甚至伴随着独立势力的反抗，鲜血恐怕是少不了的。

所以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，一定要彻底动员起各部族的底层人民，通过乡寨组织、流动民兵以及其它形式，将他们从原部族上层的统治中剥离开来，融入到另一个大集体，真正人民群众的大集体。当他们体会到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，与以前的生活有多大差别的时候，所谓的“民族意识”，也就淡化了，更多的，就是“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意识”。

接下来是法律与司法问题。

李思华对法律和司法的重视，尤其是以“事实正义”为基础，坚决反对“形式正义”的司法逻辑，在根据地非常有名，主席等同志也都有所耳闻，甚至研究学习过。主席个人是非常赞同的，他素来重视调查研究，重视实事求是，反对形式主义。在他看来，李思华的“事实正义”，正好是贯彻了他相关的思想主张。

李思华笑着说：“我这些思想，本来就是前世受到您思想的影响。”

主席哈哈地笑了：“那我们现在，算是相互夸奖，相互吹捧。”

笑过之后，李思华阐述了对司法其它问题的一些想法：

“司法，在任何国家都得到高度重视，西方国家是立法、司法与行政号称三权，美国律师界的势力和影响之大，导致她前世，美国的总统大都数都是律师出身。在我国古代，刑部、大理寺等，都是国家重要的“柱石”部门。”

“之所以会这样，因为国家的日常权威体现在法律，司法就是法律权威体现的具体“变现”。人民群众感受和认同国家的权威，最重要的也是司法公正。”

“因此，司法的重要性非常高，其实超出了常规地方部门的程度。从前世来看，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，都是地方政府管理的，这造成很多弊端。例如，有的司法机关，实际上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实施的手段；有的则成为地方政府主官体现意志的手段。”

“既然是立法、司法和行政的三权，为什么我们不考虑将司法权从政府行政权中剥离开来，即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局这“三元”系统独立化，不再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呢？”

主席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他催促李思华：“你仔细说一说。”

“前世我就认知到，司法的三元系统之所以受制于地方，主要就是因为经费都是来自地方财政，说白了还是建国早期国家太穷的缘故，各地的司法系统，只能混在地方财政这一口大锅里。到了后来，就是积重难返了。”

“在我们的时空，财政的情况要好很多，因为这几年重要的建设费用，主要是从美国的收益来支撑，根据地的财政收入，因此可以比较大幅度向民生倾斜。所以为什么不将司法三元体系独立出来，由中央进行独立预算、独立司法，而地方政府不得干预司法过程和结果呢？这是长远的基础。”

“我觉得不但是司法独立，以后还要司法流动，不能让一个地方司法机构的人员，几十年都是那么一群人，否则也可能与地方势力关系过于密切，受其影响，妨碍司法公正。因此需要仿效民兵的流动机制，最多5年时间，人员就要交流到其它地方，本地的司法体系，由新人接管和执行。”

“公安局本身是“侦缉”机构，无论是民事侦缉警察，还是常规的经济侦缉和刑事侦缉警察，其职责方向，未必与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需求和倾向完全一致，甚至可能因为坚持按原则办案，会发生抵触。所以我们将公安局独立出来、流动起来，是对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是否“执政为民”的一种监督、一种“镣铐”。”

“警察系统这样就会变成垂直的“条组织”，这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。从我前世的经验看，美国警察有近100万，在3。3亿人口中，警民比例是千分之3。25；我国的警察数量有超过350万，在14亿人口中，警民比例为千分之2。5左右。当然，两国都有很多不属于警察的协助人员，例如我国的协警。事实上，两国的警察数量都不够，都是因为控制财政支出的缘故。”

“实际上，社会安定的话，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以公安为核心的警察，例如我前世六七十年代，国内仅有六十多万警察，后来数量剧增，是因为城市化的需求所致。”

“不过我们需要考虑现在的格局，其实“侦缉”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“公安”，在民兵组织普遍化的背景下，公共安全的压力并不大，压力在侦缉上，例如需要大量的民事侦缉警察。”

“所以我建议，建国后将警察的数量基本定位于千分之3。5，其中2个千分点要求全部是民事侦缉警察。按照建国初期6亿人算，即警察总数为210万人，其中120万为民事侦缉警察。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？”

“民事的很多事情，是无法算发案率的，因为是事先解决的，所以我们只能看警民比，每个民警对应500个公民，再考虑交叉监督，每个民警可能要对应1000个人。从长期工作的角度，每个民警理应将自己负责的1000个人的主要脉络，搞得非常清楚，在任期内熟悉和了解其中的大量人员，尤其是底层困难人群，从而在民事上把握革命性，保证国家的司法公正原则，能够基本地传导到每一个公民。”

“其余的90万公安警察，主要应对公安案件，这在建国初期也已足够。”

“法院和检察院，在建国初期是比较头疼的，因为不管再怎样“事实正义”，判决都是需要依据法律条文的。因此法官和检察官，就必须有专业性。这是短期很难改善的，相关人才，要很多年才能培养到足够的数量。”

“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早期，只能是以政治觉悟和热情，来弥补专业的不足；用“常识”的清晰，来弥补判决的困难。尽量发挥民事侦缉警察的优势，把案件的事实尽量搞清楚，而不要把法律条文上的难题，丢给经验和知识都不足的法院和检察院。”

“法院和检察院的人员，是直接确定司法程度的执行人员，当然更应该流动起来，在一个地方只能呆三年，要完全规避与“地方实力人物”之间的纠葛。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，要规定必须尽量避免与法院、检察院及警察系统的密切来往，更不能将自己的意愿，施压于司法系统。”

主席的总结是：“我们历史上，用肃反比较多，用司法比较少。肃反是战争年代临时性的做法，肃反要坚持，有反必肃。但未来法制要遵守，而按照法律办事，不等于束手束脚，有反不肃，束手束脚，是不对的，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。”

“至于司法系统内部，司法腐败是最恶劣的腐败，需要未雨绸缪，在机制上就应该尽量避免司法最后走向腐败，走向与地方经济利益的勾结。”

第二天下午讨论的，是宣传与舆论问题。

李思华在这个问题上，举了很多前世的例子，从我国的“中宣战五渣”到美国、英国不断的恶劣的舆论战。西方的舆论战不断进化，你明知道他们就是一个个“谎言帝国”，但经常会被他们的舆论战，弄得有点狼狈，也在全球各地形成了一些对我国有偏见或者恶感的民众，对于我国在国内舆论的引导，在海外的经济利益等，都形成负面的伤害。

所以在宣传和舆论上，更加是“你不去占领阵地，阵地就会被敌人占领。”

李思华总结前世的问题，对我党的宣传部门叹息说：

“我党的宣传部门，其实是体制上就限制死了，是无法打舆论战的，他们虽然控制了一些组织的报纸、媒体，但其实主要就是告之民众，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，并对之做相关的解释。”

“所以这样的宣传部门，几乎是完全的职能管理部门，就像军队中的文职部门。他们对于舆论战，根本就是门外汉。舆论战需要的是类似军队中的军官和战士，因为这也是战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