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我记事以来,她第一次没有准备晚饭。
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,坐在灯下看那些厚厚的税改文件。
她只是换上了一身干净的睡衣,躺在了床上,用被子蒙住了头。
我饿着肚子,不敢去打扰她。我只知道,她所有的路,似乎都走到头了。
第二天早上,她像往常一样,天不亮就起了床。她的脸色很差,嘴唇干裂,但眼神,却恢复了一种令人心悸的、死水般的平静。
她没有给我冲麦乳精,也没有卧荷包蛋。
她从那个装有《离婚协议书》的木箱最深处,翻出了一件她几乎从未穿过的、崭新的丝质衬衫,和一条黑色的西装裙。
她把自己关在帘子后面,很久很久。
当我再次看到她时,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那身衣服,让她显得比平时成熟、也陌生了许多。
她甚至还给自己化了淡妆,用一支不知从哪里来的口红,将嘴唇涂上了一层浅浅的、不那么张扬的红色。
她走到我面前,蹲下身子,帮我理了理衣领。她的手指,冰冷得像冬天的铁。
她看着我,露出了一个微笑。那是我见过的,最悲伤,也最陌生的微笑。
她说:“何晨,妈妈今天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你在家,要听舅舅的话。”
然后,她站起身,没有再看我一眼,拿上她的布兜,走出了家门。
那天,她没有骑那辆老旧的自行车,而是罕见地,在路边,拦下了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。
车子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。我站在窗前,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、巨大的恐慌。
我知道,妈妈此去要办的重要的事,和钱有关。
等她回来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了。
舅舅立刻迎了上去,脸上堆着讨好的、急切的笑,声音压得像蚊子叫:“姐,怎么样?事……办成了?”
妈妈没有看他,甚至没有换鞋,就那么径直地走进来,把手里的布兜,重重地扔在了饭桌上。
布兜的袋口没有系紧,里面的东西,因为惯性,滚了出来。
那是一捆钱。
崭新的,用银行的牛皮纸带捆得整整齐齐的,红色的大团结。
那一捆钱,静静地躺在我们家那张掉了漆的、油腻的方桌上,在15瓦灯泡昏黄的光线下,散发着一种近乎妖异的、刺目的光芒。
我和舅舅都看呆了。我们从未在现实生活中,见过这么多钱堆在一起的样子。那红色的光,似乎带着一种魔力,能把人的魂魄都吸进去。
舅舅的眼睛里,瞬间迸发出了贪婪又狂喜的光。
他下意识地伸出手,想要去摸那捆钱,但手伸到一半,又像是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,猛地缩了回来。
他抬头看着妈妈,脸上的表情,敬畏多于喜悦。
“姐……这……这是……”
妈妈依然没有说话。
她走到墙角的脸盆架前,拧开水龙头,把手伸到冰冷的水流下,一遍又一遍地冲洗着。
她洗得很用力,很慢,仿佛手上沾了什么看不见的、极其肮脏的东西。
她用那块已经洗得发硬的“蜂花”牌檀香皂,反复地搓揉着她的每一根手指,每一个指甲缝,直到手背的皮肤,被搓得通红。
那晚,家里没有人再提起那笔钱的来历。
它像一尊沉默的神像,被供奉在我们家最深的秘密里。
舅舅程伟因为心虚和敬畏,不敢再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