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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章 我的外公（第1页）

外公从我记事起就一首清瘦但身体非常健硕，身高180左右，左手食指残缺仅剩指跟，据说年轻时会点三脚猫的功夫，是曾参与过打土匪造成的。年轻时从含山附近步行肩挑烧制的窑货往返无为，一天一趟雷打不动。中老年后改行买杆秤，每天挑着大几十斤的杆秤在附近的城市到处跑，基本都是靠步行走苦很少乘车，80多岁时还能每天步行几十公里走一路卖一路，后来电子秤慢慢流行起来，杆秤用的人越来越少慢慢基本被淘汰了，外公的杆秤也就越来越不好卖了，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认识杆秤吧！

我父亲生前也是做杆秤的，既然提到了就顺便普及一下杆秤的历史、构造和工作原理吧。杆秤在中国历史悠久，传说由鲁班发明，他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刻制13颗星花，定13两为一斤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添加“福禄寿”三星，改为16两一斤；另一种说法是范蠡所制，后因商家缺斤少两问题，添加三星规范市场。20世纪50年代，国家实行度量衡单位改革，改秤制为10两一斤。

杆秤由木制带有秤星的秤杆、金属秤锤、提纽等组成。秤杆一般由楠木或“红栒子”木制成；秤锤多为铁制；提纽用于悬挂和手提秤杆；还配有秤盘或秤钩，用于悬挂被称物体。?工作原理是利用了杠杆原理，属于第一类杠杆，其重心在支点外端。称重时，根据被称物轻重，移动秤砣与砣绳在秤杆上的位置保持平衡，平衡时砣绳对应的秤杆星点，就是被称物质量示值。制作工艺较为复杂，小时候经常看父亲制作杆秤时表情非常严谨，操作也是小心翼翼的。大约可分成十一步缺一不可：1。选取秤杆木料：大号秤选楠木，中小号秤用“红栒子”木，木材需阴干一年以上，再锯成合适长度。2。刨秤杆：先用正刨刨圆至合适尺寸，再用反刨清理毛刺，初步打光。3。定“叨口”：两位匠人合作使用墨斗，在秤杆上弹出纵向等分墨线。4。安“叨子”：找出三个“叨子”位置，打出垂首穿孔，试装“叨子”。5。铜皮包焊：剪裁、磙圆铜皮，套在秤杆端头，用焊锡焊接或小钉固定。6。安装“叨子”、秤盘：将秤盘的三根系绳挽结到秤杆大头最外侧的“叨子”上。7。校秤定星：用“叨子”悬提秤，秤盘放不同重量砝码，测定距离，用两脚规分割并标出星花位置。8。钉星花：在标记位置钻出小花点，嵌插细铜丝并割断、锤实。9。打磨、清洗：用钢锉、油石打磨秤杆，刷石灰水去油污，再用清水洗净。10。秤杆施染着色：楠木秤杆用自然木质颜色，“红栒子”木秤杆刷皂矾液、五倍子液。11。修整抛光：待秤杆风干后，进行最后一次抛光。

杆秤的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先选择合适的杆秤根据需要称量的物品重量选择量程，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精度，注意选择稳定性好的杆秤。接着将杆秤放在平稳处，避免外力影响；调整平衡螺母，使杆秤水平；安装砝码或物体，使其达到平衡，此时杆秤读数就是物品实际重量。杆秤使用时应注意避免外力干扰，如风吹、震动等；移动杆秤要小心，避免碰撞摔落；定期检查维护保养，如清洁、紧固螺丝等。

杆秤虽然在历史上长期使用，但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。首先精度有限：受制作工艺、材料变形等因素影响，刻度精度较低，难以满足高精度称量需求，尤其对轻小或重量接近的物品，误差较大。其次操作依赖经验：使用时需手动移动秤砣找平衡，新手易因操作不当产生误差；且不同人读数习惯可能导致结果偏差。另外使用也很不便：体积和重量较大，携带不方便；称量时需手提操作，对较重物品，长时间使用费力。还有稳定性较差差：受外界因素（如风力、震动）影响大，称量时易晃动，导致读数不准确；计量标准不统一：不同地区、不同规格的杆秤可能存在量程、刻度差异，不利于统一计量和贸易交流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杆秤很容易被人为作弊：不法商贩可能通过修改秤星、更换秤砣、调整提纽位置等方式“短斤少两”，普通用户难以及时察觉。随着电子秤等更精准、便捷的计量工具普及，杆秤逐渐被取代，仅在部分传统场景或小范围使用。

其实电子秤的作弊方式也有很多种：冲击波法、存底数法、带盘出售法、遮字幕法、密码改秤法、垫角法、单价不变法、牵线增重法、西舍五入法、利用磁铁加重法、遥控作弊法等等。我个人觉得电子秤作弊手法更多且更隐蔽，杆秤使用者一般岁数较大即使作弊也不会过于恶劣，像抖音曾经曝光的某地海鲜市场三十斤海鲜少十斤称的，作案者就是使用的电子秤。所以任何时候的任何事件中物体本身是无罪的，人类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。人性的“恶”是一个复杂且常被探讨的话题，它并非单一、绝对的概念，更多是指人在特定情境下可能展现出的破坏性、自私性或伤害性的倾向，往往与欲望、恐惧、利益纠葛等因素交织。可能是自私自利为了自身利益损害他人（比如欺诈、掠夺）；也可能是嫉妒与怨恨，见不得他人好而产生恶意（比如造谣、排挤）；还可能是对痛苦的漠视，在他人遭遇困境时选择冷眼旁观甚至落井下石。也可能表现为盲从的暴力（如群体欺凌）、权力的滥用（如以权谋私、压迫他人），或是在规则崩坏时暴露的贪婪与残酷（如历史上的某些战乱、掠夺事件）。人性的“恶”并非天生注定，它常常与环境、诱惑、压力等外部因素相关。比如，极端的生存压力可能让人突破道德底线，缺乏约束的权力可能放大自私的欲望。同时，“恶”也并非人性的全部，它与善良、共情等特质共同存在，而教育、规则、社会环境的引导，往往能抑制“恶”的滋生，唤醒人对善的选择。理解人性中可能存在的“恶”，不是为了否定人性，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自身与他人，从而更主动地用理性和道德去约束行为，守护群体生活的秩序与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