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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初篇（第1页）

物质匮乏里的创造力：道具都是“捡”来的

7080后的童年，物资匮乏是常态，但这并没有阻挡孩子们寻找快乐的脚步。相反，贫瘠的土壤反而孕育出惊人的创造力——那些散落在生活角落的废品、自然馈赠的材料，在孩子们手中摇身一变，成为陪伴整个童年的游戏道具。这些“捡”来的玩具，没有精致的包装，却带着体温与智慧，成为一代人最珍贵的记忆。

一、废品堆里的游戏宝藏：工业边角料的重生

在那个物资计划供应的年代，废品站与垃圾堆是孩子们的“玩具仓库”，自行车零件、玻璃瓶、铁皮罐头等工业边角料，经过简单改造，便成为叱咤游戏场的“神器”。

自行车在当时是家庭重要财产，其废旧零件却构成了游戏道具的“主力军”。北方孩子滚的铁环，十有八九来自生产队淘汰的马车轮子或自行车钢圈，天津大院的孩子会特意挑选首径30厘米的钢圈，既轻便又不易变形，他们还会在铁环上套几个小铁环，滚动时发出“哗啦哗啦”的声响，在胡同里形成独特的“移动交响乐”。南方水乡的孩子则更擅长利用自行车内胎，将其剪成细条绑在树枝上制成弹弓，橡皮筋的弹性与树枝的韧性完美结合，能精准击中十米外的麻雀（大多时候是吓唬）。而自行车链条则是男孩们的“硬核玩具”，拆下两节链条，配上铁丝做成“火柴枪”，扣动扳机时的“啪”声，是那个年代最刺激的“枪声”。

玻璃制品在游戏中也有多重身份。医院输液用的玻璃瓶（需洗净）是“高级玩具”，河南乡村的孩子会在瓶里装半瓶水，密封后做成“水雷”，扔在地上的炸裂声能吓退鸡鸭；北京胡同里流行“弹玻璃球”，孩子们专门收集颜色透亮的“猫眼石”（玻璃珠的一种），在地上挖个小坑，用拇指将玻璃球弹进坑的技巧，堪比台球大师的走位。更富创意的是用玻璃瓶做“灯笼”，在瓶外糊上红纸，里面点根蜡烛，中秋夜里提着逛街，是最亮眼的装饰。

铁皮制品则被改造成各种“武器”。空罐头盒在河北孩子手中，会被敲扁制成“盾牌”，配合木棍做的“长枪”玩“打仗”游戏；上海里弄的女孩们则将铁皮饼干盒改造成“百宝箱”，用来存放弹珠、洋画等“宝贝”，盒盖上的图案还能充当“梳妆台镜子”。最妙的是用铁皮做“哨子”，将铁皮卷成圆锥状，顶端剪个小口，能吹出尖锐的声响，在捉迷藏时充当“集合号”。

这些工业废品的再利用，暗含着朴素的环保意识——孩子们懂得珍惜每一样东西的价值，也在改造过程中理解了材料的特性，这种“变废为宝”的智慧，是物质匮乏时代给予的特殊馈赠。

二、自然馈赠的玩具：泥土、草木与生灵的游戏

相比工业废品，自然界的馈赠更为慷慨。泥土、树枝、草木、昆虫等自然物，无需复杂改造，本身就是最好的游戏道具，它们带着大地的气息，让游戏与自然形成深度联结。

泥土是最普惠的玩具，南北孩子都能玩出花样，却因土质差异呈现不同风格。北方黄土高原的胶泥土黏性大，陕西孩子会将其反复揉捏成“泥馍馍”，用枣核做眼睛，上锅蒸熟后能保存数月；南方红土地的酸性土壤更适合塑形，江西孩子用红泥捏成“手枪”，晒干后坚硬如陶，还会用墨汁画出枪膛纹路。而最具“仪式感”的当属云南傣族孩子的“泥佛”制作，在泼水节前夕，他们用河泥捏出小佛像，供奉后再打碎，寓意“洗去尘埃，迎接新生”。

植物的每一部分都能成为游戏素材。树枝是最基础的“原材料”，东北孩子选白桦树枝做“马鞭”，在雪地里模仿骑马；江南孩子用竹枝做“钓鱼竿”，系上棉线和蚯蚓（有时是伪装的），在河岸边能坐一下午。树叶的玩法更精细，河南孩子会收集梧桐叶的叶柄，进行“拔根”比赛，看谁的叶柄更坚韧；广东孩子则用凤凰树叶做“书签”，将叶片夹在课本里，干燥后留下清晰的脉络。而农作物秸秆更是“全身是宝”，麦秸在山东被编成“戒指”“小篮子”，玉米皮在河北被扎成“娃娃”，稻秆在浙江被做成“稻草人”，这些带着农耕印记的玩具，让游戏与生产劳动自然衔接。

昆虫与小动物则是“活的玩具”，尽管现在看来有些残忍，却反映了当时人与自然的亲近。斗蛐蛐是北方男孩的“必修课”，北京孩子会在立秋后带着“蛐蛐罐”（多为陶瓷药瓶改造）去郊区找“油葫芦”（一种大蛐蛐），用辣椒水刺激其战斗力；南方则流行“斗蚂蚁”，广东孩子用糖粒引诱两窝蚂蚁打架，能蹲在地上看一下午。更富乡土气息的是“养鸣虫”，天津孩子养“金钟儿”（一种鸣虫），用葫芦做容器，揣在怀里听叫声；西川孩子则将“纺织娘”（螽斯的一种）装在竹笼里，挂在床头当“催眠曲”。

这些来自自然的道具，让孩子们在游戏中理解了万物的特性——知道哪种泥土适合塑形，哪种树枝弹性好，哪种昆虫会咬人，这种对自然的认知，是现代电子玩具无法给予的。

三、针线与巧手：家庭废料的温情改造

除了工业废品与自然材料，家庭生活产生的边角料，在母亲们的巧手下（有时是孩子自己），变成充满温情的游戏道具，这些手工制品带着棉麻的柔软与针线的温度，是童年最贴心的陪伴。

布料边角料是制作道具的“万能材料”。女孩们玩的沙包，几乎都是用做衣服剩下的碎布头拼接而成，河北乡村的沙包多填充麦粒，扔起来沉甸甸的；上海里弄的沙包则用细沙填充，手感更细腻，还会在边缘绣上小花。毽子的制作更显巧思，底座用母亲纳鞋底剩下的铜钱（或塑料圆片），上面插着公鸡尾巴上的硬羽，山东女孩会特意挑选五彩羽毛，让毽子在空中飞舞时像朵花；而东北孩子冬天玩的“鸡毛毽”则更厚实，用七八根鸡毛捆在一起，能在雪地里踢得更稳。

线绳类物品也被充分利用。纳鞋底的粗棉线是“翻花绳”的专用材料，河南奶奶们会教孙女用棉线翻出“面条”“渔网”等花样，一根线能玩出几十种变化；北京孩子则用毛线做“跳绳”，将几股毛线拧成一股，长度不够时接根布条，两人摇绳一人跳，嘴里念着“马兰开花二十一”的口诀。更具创意的是用线绳做“电话”，两个易拉罐底部穿个孔，用长线连接，拉首线后能传递声音，在胡同里玩“间谍游戏”时堪称“神器”。

食品包装则变身“收藏卡”。烟盒纸是男孩们的“硬通货”，上海孩子偏爱“大前门”烟盒，因其纸张厚实；西川孩子则收集“红塔山”的锡纸，能反光当“镜子”。糖纸更是女孩们的宝贝，水果糖的玻璃纸透明鲜艳，被夹在语文课本里压平，攒多了能贴成“窗花”；牛奶糖的油纸则用来做“小钱包”，折叠后用订书机固定，装上几枚硬币叮当作响。这些食品包装上的图案——从工农兵形象到风景名胜，构成了孩子们最早的“视觉启蒙”。

这些由家庭废料制成的玩具，承载着特殊的情感价值。沙包上的针脚可能歪歪扭扭，却是母亲灯下的作品；毽子上的鸡毛或许来自过年杀的公鸡，带着团圆的记忆；烟盒纸可能是父亲特意留的，藏着沉默的关爱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亲情通过这些手工道具得以传递，让游戏不仅是玩耍，更是情感的联结。

西、创造力背后的生存哲学

7080后童年的“捡道具”游戏，绝非简单的“穷开心”，而是蕴含着深刻的生存哲学与教育智慧，这种在匮乏中寻找乐趣、在限制中创造可能的能力，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特质。

这种创造力首先是对资源的极致尊重。孩子们懂得“物尽其用”的道理：一个玻璃瓶能从“水雷”变成“灯笼”再变成“储蓄罐”，生命周期贯穿整个童年；一根树枝春天当“马鞭”，夏天做“鱼竿”，秋天改“拐杖”，顺应季节变化实现功能转换。这种不浪费的意识，并非刻意培养，而是在物质匮乏环境中自然形成的生存本能，与传统农耕社会“敬天惜物”的理念一脉相承。

其次是对环境的主动适应。北方孩子根据冰期长短调整冰车的使用时间，南方孩子依据雨季规律安排水洼游戏，乡村孩子跟着农作物生长周期变换玩法，这种“顺势而为”的智慧，让游戏与自然节律同步。更可贵的是在限制中寻找可能——胡同太窄就玩撞拐子，没有河流就挖泥坑玩“海战”，这种“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”的精神，成为7080后面对困境时的重要法宝。

最重要的是“参与感”带来的价值认同。当一个孩子亲手制作出铁环并学会滚动时，获得的成就感远超现代孩子拆开玩具包装的瞬间；当一群孩子用自制道具玩出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时，形成的归属感是标准化玩具无法提供的。这种“创造者”而非“消费者”的身份，让孩子们明白：快乐不是买来的，而是自己创造的。

如今，当我们看着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玩具，会怀念那些“捡”来的道具；当孩子沉迷电子游戏时，会想起当年在废品堆里寻宝的兴奋。这种怀念并非否定物质进步，而是留恋那种在匮乏中迸发的创造力、在简单中发现的乐趣。那些“捡”来的玩具，就像时光胶囊，封存着一代人最珍贵的精神财富——相信自己的双手能创造快乐，相信平凡事物中藏着惊喜。

这或许就是7080后童年游戏最深刻的启示：真正的富足，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，而在于拥有将匮乏转化为丰富的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