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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2章 胜利的剧本（第2页）

这句话听上去像在吹捧，但我清楚，他是在阐述他的“剧场国家”理论。

他把我变成了舞台的焦点，不只是权力的中心，更是希望的容器、胜利的预言者、悲悯的象征。

所以我必须一首出现。

我必须站在燃烧的废墟前，说“牺牲不会被遗忘”；

我必须走入新建的学校，说“我们会给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”；

我必须在墓碑前低头，在圣堂前祈祷，在军列前挥手。

甚至在我的生日，宣传部门特意拍摄了一组“亲民”镜头：我在花园里亲手喂小鸟、在阳光下翻阅报纸、在工坊中与女工们交谈——

他们说这叫“皇权的人性化”。

但我知道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神化。

把我打造成一种超越真实的存在，一种“理想中的雷瓦尼亚”本身。

不是一个会犯错的年轻女性，而是一种精神象征——

一位不知疲倦、不曾恐惧、永远坚定，永远正确的“时代引路人”。

但就像海因里希所说的那样：

“陛下仍然太像一个人，而不是神。”

在过去，我也会在自己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出现在人群面前，发表一些激昂的演说。无论是在皇都的广场上，还是前线的营地里，那些话语都带着愤怒、信念与真情实感——我希望能真正打动他们，点燃他们心中与我一样的感受。

可当海因里希翻阅了我过往的讲稿之后，他却只是沉默地合上笔记本，然后说出那句总结性的评价。

“太真实了。”他说，“陛下表达的情绪太复杂、太具体。但民众真正想听的，是他们的神话。”

我不禁皱眉：“可如果连我都不再表达真实的感受，甚至不再像个真正的人，那他们到底该信的是什么？”

他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给我展示了一段他们正在剪辑的新电影。

画面里是我站在那次被联合王国轰炸留下的废墟中央，手里拿着一面雷瓦尼亚旗帜。

背景是弦乐编制的慢板胜利曲，旁白在低声述说“陛下亲临废土，只为让孩子们仍能看到黎明”。

我记得那天我只是说了句“修复排水系统要紧”，根本没说这些话。

可看着这剪辑成型的影像，我竟一时无言。

“陛下明白了吗？”海因里希看着我，像是一个布景师在对主角解说舞台的光线变化。

“民众不需要一个表达真实情绪的人。他们只需要知道，就算天塌下来，陛下也不会退后半步。”

“哪怕那不是事实？”

“那就让它变成事实。”

从那天起，我的演讲稿也开始交由他来润色。

不再有太多的个人情绪，也不再有“我希望”“我想要”这样的句式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宏大、空灵、不可动摇的宣告——

“这是命运所指之路。”

“是历史选择了我们。”

“雷瓦尼亚，将成为未来的火种。”

我的每一个词句都如圣典般，被成千上万的人记录、传诵、印刷、剪辑、加上背景音乐，在课堂、战地、剧场、乃至教堂中反复播放。

在这场战争中，胜利不只是靠枪炮和坦克。

它靠的，是无数人对一个虚构版本的“我”心甘情愿地信仰与服从。

所以我站上演讲台，面带微笑，目光如炬，语气坚定，声音不容置疑。

哪怕演讲结束后，我会在后台一个人坐在阴影里，脱下那件沉重的披风，捏着手中的讲稿，看着上面那些不完全是由我写下的文字。

我依旧要承认：

那些话，确实比我曾经说过的任何一句，都更有效。